随着对景泰蓝工艺研究的深入，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景泰蓝是自国外传来。
一种说法：珐琅器工艺在国外早已成熟，是元蒙军队远征后传人。
目前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，掐丝珐琅发明于公元3世纪至6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、伊朗、叙利亚或尼罗河流域，以古罗马的拜占庭 (即东罗马帝国)为中，盛于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。当时，掐丝珐琅所用的金属胎以金为主，银，铜次之。作品多半用于十字架、圣体盒、圣餐杯等京教礼器上的小型皇家徽识，或基督教世界中的圣徙及个人用装饰品。这类作品曾大量外销，输出到世界各地，至今仍散见产各地的公私收藏中。
那么 窑技术什么时候、通过什么途径传人我国的呢？公元13世纪下半叶，元代萦哥为人汁时( 1251～l295），他派遣忽必烈远征，经西藏后兵分三路，横跨欧亚大陆。史料记载，野蛮的征故造成7人员的极大伤亡和物质的严重破坏，军队每攻陷一个城市，都要进行一次残酷的屠杀。可是却有一条特别的法令：“惟匠得免。”俘虏中凡是有专业技术的工匠者不杀。这些匠人作为工奴则可以分于各营或押送后方，产制造各种物品，以补充连年远征消耗。忽必烈将征战中所获的工匠沿路带回中国境内，俘虏们在中国上地上从事自身所精通的各种行业。由于当时西亚、波斯、伊朗一带“掐丝珐琅”技术很发达，从事这行生产的工匠在战时当有不少被征人伍，被俘后发挥技术所长，给蒙古贵族制作供享受的专用品。而华丽的金属胎珐琅制品，必然成为元蒙贵族的重要需求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带来了烧造珐琅器的工艺甚至原料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被俘虏的工匠只能听从主人摆布，而无蒙贵族从自身的喜好和民族传统习俗出发，其金属珐琅制品的造型、图案纹样风格，也多按照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制造。当然其中也难以避免带有阿拉伯地区的风格。经过若干年后，这种技术逐渐被我国工匠所掌握，再生产出来的制品也就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情调了。因此有理由认为，西亚、波斯、阿拉伯地区的金属珐琅技术很可能于此时被引进到中国了。
另一中说法，从词语中窥见景泰蓝是从国外传人。
景泰蓝在中国的称谓颇多，而一般又以称作“珐琅”者为众。按照常见的将产地名称用来称呼出产物的习惯，有的专家学者对与珐报谐音的地名作过一番探究。一是据清人《陶说》记载，珐琅又称“发郎”、“佛郎”、“发蓝”, 实为“拂秣”。拂秣国，据《汉书》、《唐书》记载，即是大秦，亦即东罗马 (拜占庭)帝国的称谓。公元4世纪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，继承了古罗马和古埃及的艺术，其中包括后来很盛
行的金属珐琅工艺制品，创造出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拜占庭艺术风格。其思想内容主要是宣扬帝王和基督教神学。在中世纪，这种艺术风格在阿拉伯地区得到继承和发展，乃至对欧洲一些国家亦产生了巨大影响。12世纪，两河流域烧造的有铭文的铜胎掐丝珐琅盘，盘面描绘亚历山大大帝驾御天马升天的故事，就是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典型例证。
中国在唐代时称东罗马帝国为“拂秣”。珐琅工艺技术传人中国后，中国人就用东罗马帝国——“拂秣”的国名作为这一技术的名称了。所谓发郎、佛郎、发蓝、珐琅等，都是从“拂秣”音的转译，或是对“拂秣”名词的讹音而来的。
还有的认为珐琅为大食 (鬼国)所产。大食是唐代以后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。《格古要论》中还提到一种“佛郎嵌”, 亦即珐琅嵌之转音，将佛郎嵌简称为佛郎、发郎、珐琅。
刊行于明崇桢元年门的小说《拍案惊奇》卷之一中，叙述客商做买卖时，写道：“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大店中坐完……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玛字，叫名玛宝哈……波斯胡住得中华久了，衣帽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目高鼻，有些古怪。”“主人家手执着一副法浪菊花盘盏……”文中提到的“法浪菊花盘盏”, 即珐琅菊花盘盏。将珐琅称作“法浪”,这是当年对珐琅名词的讹音。
再有的认为珐琅其语源出自对“法兰西”的误读。如《古玩指南》第二十一章中述：“明之景泰蓝即珐琅也，惟制法略有不同，且亦无此名称，在西洋亦另有专名。珐琅之称，自中国康熙始也，盖康熙之时，西洋输入钟表器物常嵌有洋瓷画片极为精美玲珑，在当时并不知其原质即与景泰蓝同，故仿制之时取料西洋，而彼时西洋输入之美术品多数来自法兰西，当时不知其名，只知来自法兰西，法兰西当时译为法郎，故凡御敕及一般称谓，均谓为珐琅，从此遂名之为珐琅。”
从以上三点分析，西亚的“掐丝珐琅”、阿拉伯的“大食窑”可能就是我国明代景泰蓝的前身。——参考《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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